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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北约空中警戒前哨******

　　自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美国便向靠近俄罗斯的区域部署先进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美F-35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就抵达位于德国西南部莱茵河流域附近的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美国驻欧洲空军声称，这是为加强北约集体防御的谨慎措施。

　　作为美空军的重要海外军事基地，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坐落在埃菲尔山区之中，紧邻比利时与卢森堡。该基地拥有超过3000米的主跑道和2400米的辅助跑道，长期驻扎有5000名美国现役军人和7000名服务保障人员。

　　回望历史，二战结束后，美英法三国根据《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占领德国西部。北约成立后，为应对冷战紧张局势，美国希望将其驻扎在西德的战斗机部队向莱茵河以西移动。经协商，法国最终同意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占领区内建立空军基地。1951年，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开始建造，该基地被称为二战以来德国土地上最坚固的基地之一。

　　该基地建成至今，驻扎过多支美空军部队。1953年，该基地正式启用，成为美驻欧空军第10战术侦察联队的司令部。第10战术侦察联队在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驻扎期间，先后更换多款战机以应对来自苏联的压力。此外，美国空军多支部队轮番调至该基地，部队搬迁调整频率极高。

　　本世纪以来，因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配套设施完善，美军战斗机参加欧洲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多在此停留并接受补给保障。随着北约行动的推进，该基地战略作用日益明显。2015年，美军第354战斗机中队从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部署到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以支持大西洋决心行动。俄乌冲突的爆发，更加凸显了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的重要战略地位，由该基地实施的空中警戒行动不断增多。

　　可以预见，未来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的作战力量还会增加。这也再次表明，执迷于霸权主义的美国“干涉成瘾”，是世界和平的最大破坏者。（■茅蔚业　周嘉政）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